2021年《天府广记》第2期
天府 | 打春牛 一年生计在农人
发布日期:2021-04-27 15:55:23 来源:成都市政协

唐代画家韩滉所绘的《五牛图》局部

立春又称为打春。《楚辞·九章·思美人》说:“开春发岁兮,白日出之悠悠。”乡下俗谚则说“春打五九尽,春打六九头”,而在“数九歌”中,“五九六九沿河看柳,七九河开,八九燕来”。春天,就在这一打一开中悄然而至。

我国牛耕技术的使用,始于春秋战国时期。“打春”据传也是源于春秋时期的习俗,史书上有记载:“周公始制立春土牛”。这项活动尤盛于唐宋两代,到了明清时期规模更大。各地会在立春前一日,举行迎春牛的活动,然后在立春当天,由官方组织鞭打春牛的隆重仪式,表示劝农春耕和祈求一年丰收,故又称“鞭春”。

四川布拖彝族火把节斗牛表演

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,在如此特别的日子举行这样仪式,主要为了鼓励农耕,祈求丰收,当然还夹杂些娱乐意味。唐代诗人元稹的组诗《生春》十二首中,就有“鞭牛县门外,净土盖春蚕”诗句,记录了“打春牛”的生动场景。由此可见,“打春”是一种传统仪式,打的对象就是“春牛”;“打春”也是立春的另一称呼,代表农时节气,春天的开始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分别记载有北宋开封、南宋临安的鞭春习俗:“立春前一日,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。”“百姓卖小春牛,往往花装栏坐,上列百戏人物,春幡雪柳,各相献遗。”“街市以花装栏,坐乘小春牛,及春幡、春胜,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,示丰稔之兆。”明人刘侗、于奕正撰《帝京景物略》也有对万历、崇祯年间宫廷“春场”的记载:“东直门外五里,为春场……是日,塑小牛芒神,以京兆生舁(抬之意)入朝,进皇上春,进中宫春,进皇子春。……府县官吏公服,礼勾芒,各以彩仗鞭牛者三,劝耕也。”

“芒神”既是木神,又是春神和谷神。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说:“东方句芒,鸟身人面,乘两龙。”唐阎朝隐诗云:“句芒人面乘两龙,道是春神卫九重。”其身高三尺六寸,象征农历一年的三百六十日,手上之鞭长二尺四寸,代表一年二十四节气。据说,芒神的衣服以及腰带的颜色,甚至头上所束发髻的位置,也要按立春日的五行干支而定,如寅卯日白衣红腰带,巳午日黑衣黄腰带,亥子日黄衣青腰带,辰戍丑未日青衣白腰带,申酉日红衣黑腰带。

在四川,“打春”习俗十分流行。南宋绍兴二十六年(1156年),在成都为官的绵竹人何耕,在其《录二叟语》中说:“立春日,通天下郡邑,设土牛而磔之,谓之班(鞭)春,所从来旧矣。其说盖微见于《吕令》而详于《续汉礼议志》,大抵先王谨农事之遗意也。”他亲眼见过成都“鞭春”场景:“将春前一日,有司具旗旄、金鼓、俳优、休儒、百伎之戏,迎所谓芒儿土牛以献于二使者,最后诣尹府,遂安于班春之所。”“黎明,尹率椽属相与祠句芒,环中而鞭之三匝,退而纵民磔牛。民讙哗攫攘,尽土乃已。”最后土牛打碎,人们纷纷捡拾碎块回家,放在犁具、蚕筛等农具之上,以祈一年风调雨顺、谷粒满仓,“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,则茧孳而稼美。故争得之,虽一丸不忍弃。”何耕还说“岁率以为常”,每年都是这样祭祀的。

到了清代,这种风俗依旧由官方主导,各地都“塑小牛芒神”。嘉庆年间《华阳县志》记载:“立春前一日,府尹率县令僚属,迎春于东郊,仪仗甚盛,鼓乐喧阗,芒神土牛导其前,并演春台,又名高粧,夥士女骈集,谓之看春,次日鞭土牛于府署,谓之打春。”所谓“土牛”,就是用桑木、柳枝、稻草、黄泥塑造的“牛”造型。在传统社会,农业是立国之本,农耕是重中之重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立春是一个重要日子,迎春天、演春台、鞭春牛仪式就有了劝耕、勤耕等深深寓意。

刘沅《蜀中新年竹枝词》说:“看灯末了又看春,喜见芒神结束新。细辨衣冠和角色,一年生计在农人。”“闻道新官不要钱,迎春春戏定如前。花冠绣履闲收拾,早与尔曹购彩鞭。”杨燮《锦城竹枝词》则描绘了嘉庆年间,成都人抬着土牛出东门打春、后面跟着踩高跷的歌舞队伍的热闹场景:“迎晖门内土牛过,旌旆飞扬笑语和。人似山来春似海,高妆女戏踏空过。”大约1911年春,四川高等学堂的外教那爱德拍有一张珍贵的“打春牛”照片,纸糊的“土牛”前还有一草扎牧童样的牵牛的“芒神”。

“打春”习俗的背后,蕴含的是我们民族崇牛敬牛的悠久文化。在传统认识中,牛被认为是勤劳和善良的象征,是农耕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“龙有九似,其耳似牛”,牛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组成,从墓葬中的牛骨,到祭祀中的太牢,再到有关棰牛的祭典,无不彰显出牛在古人心中的显著地位。牛在六畜之中,出力最多性最勤劳。千百年来,百姓靠天吃饭,牛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人们一方面吃牛奴役牛,另一方面崇敬牛爱惜牛,牛与底层百姓结下了深厚而复杂的感情。

时至今日,鞭打春牛这项古老的习俗,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慢慢消失,但“打春”这一饱含愿景的名称还保留到现在,流传在百姓生活之中。(文 林元亨 杨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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