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《天府广记》第1期
天府 | 成都别名记
发布日期:2021-03-11 15:57:07 来源:成都市政协

在漫长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,成都一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。秦并蜀国后筑成都城,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。两千多年来成都城名未改、城址未移,这在中国城市史中是独一无二的;自李冰修建都江堰以来,成都平原沃野千里,水旱从人,“天府之国”的美誉足以昭显成都的富饶与繁华;“九天开出一成都,万户千门入画图”。蜀道的艰难险阻闻名天下,却从未隔绝蜀地的美名,自古诗人例到蜀,在他们心中成都是一轮美丽的月亮。

那么,如果把成都比喻为一轮美月、一幅锦绣画卷或者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,历史上成都的诸多别名则好比是拱卫月亮的群星、泼墨山水的点缀以及刻下光阴的年轮。龟化城、锦官城、少城、芙蓉城……别名书写了成都的历史,探究每个别名的来历,走进一段段故事与传说,走进余音不绝的蜀国。

不断生长的成都城,别名是它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片

成都别名记

清宣统元年(1909年)三月出版的《最新成都街市图》

大城、少城和龟化城

现代人所理解的名字,在古代有着双重含义:“名”是一种正式的称谓,而“字”则是私下里的称呼。把这个解释套用在城市的名字上,显然也是符合逻辑的,例如成都、重庆是一座城市的“名”,蓉城、山城则是城市的“字”。古人取名都是在取字之前,城市的命名也大多如此,正名往往诞生在别名之前。但这种规律并非绝对,成都的众多别名中,其中有三个与成都建城息息相关。

关于成都的得名与由来,历来是百家争鸣,众说纷纭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成都作为城市的名字始于战国时期。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:“秦惠王二十七年(公元前311年),仪与若城成都,周回十二里,高七丈……修整里阓,市张列肆,与咸阳同制。”秦于公元前316年灭蜀,五年之后,秦官员张仪和张若效仿咸阳建制,修筑了成都城。这里说的“与咸阳同制”,指的是成都筑城时和咸阳一样,分别创筑了“大城”与“少城”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:“张仪既筑大城,后一年,又筑少城。”

张仪筑“大城”与“少城”,大城为郡之治所,是军事政治中心;少城为县之治所,是经济、市集中心。少城在大城之西,二城为倚背之形势。“大城”“少城”虽然是效仿的咸阳,却逐渐成为了成都的两个别名,并且二者常常相提并论。宋代陆游的诗中就曾提及:“大城少城柳已青,东台西台雪正晴。莺花又作新年梦,丝竹常闻静夜声。”

“大城”与“少城”两个别名,说的是成都建城时城市的格局,而成都的另一个别名“龟化城”,则见证了成都筑城的过程。关于“龟化城”的记载,《搜神记》中讲述了这么一个传说:秦惠王二十七年,使张仪筑成都城,屡颓。忽有大龟浮于江,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。仪以问巫。巫曰:“依龟筑之。”便就,故名龟化城。

这个故事说的是张仪修筑成都城时,屡筑屡颓,怎么都不能成功。忽然一天,有一只大龟从江边上岸,这只大龟爬行至城东南便死去了。张仪去请教巫师,巫师说,按照大龟行进的路线筑城。张仪照办后,城果然就筑好了,于是成都又名龟化城。

神龟示迹的传说,在《蜀王本纪》《晋太康地理志》中亦有类似的记载,但这个传说真的属实吗?如果不是,“龟化城”的别名又是如何而来的呢?据当代学者考证,“龟化城”的由来,是缘于成都筑城的地势。

清 李玉宣《重修成都县志》之“省城”插图,同治十二年(1874年)节孝祠藏板

《城隍庙记》中说,“蜀地土惟涂泥,古难版筑”。古代的成都平原,气候卑湿,河港密布,沟渠纵横,其地多为黑泥沙石。这种松软的土质,黏性极差,不适合做夯土筑城的建材,因此筑城时才会“屡筑屡颓”。当时成都郊外的黄泥黏土,黏合能力出众,是修筑城墙的好材料。为了筑城,古人便从北郊、东郊取土。因耗土较多,取土之地逐渐形成了大水池,被命名为千秋池、万岁池(今成华区北湖)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便有记载:“其筑城取土,去城十里,因以养鱼,今万岁池是也。”

即使有了合适的泥土,以当时的技术条件,筑城也绝非易事,因此必须寻找合适的地形来筑城。《成都古今集记》记载:“初仪筑城,虽因神龟,然亦顺江山之形。”根据古图等资料显示,张仪修筑的成都城因西有少城,故东西狭而南北长,大体为不规则的长方形。其城墙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,南北不正,非方非圆,曲缩如龟,这才是成都别名“龟化城”的由来。

唐朝诗人戎昱在《成都暮雨秋》一诗中吟咏“九月龟城暮,愁人闭草堂”;宋朝诗人薛季宣《张村》一诗也有“青城足跻攀,那染龟城尘”等名句。由此可见,“神龟示迹”的传说虽然并不属实,但“龟城”“龟化城”无疑是一种美誉,是古人把成都视为“宝地”所寄托的美好寓意。

天府之国与益州

金沙遗址,此时的成都已是古蜀国都邑,这座城市一直在生长、繁荣 李绪成 李升 摄

提起天府之国,大家都会想到四川或者成都。准确地说,如今我国的“天府之国”指的是四川的成都平原。成都平原之所以被誉为“天府之国”,是因为李冰修建都江堰。秦昭王时期,秦国派出精通水利的李冰到蜀郡任郡守。李冰和他的儿子到蜀郡后,开始实地考察岷江沿岸的水情和地势情况,最后制定了治理岷江水患的方案。李冰任蜀郡郡守27年,在任职期间他一手设计并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。都江堰建成之后,彻底解决了岷江的水患,成都平原从此少有水灾或旱灾,农田得到灌溉,成为了富庶的产粮基地。

但很少有人知道,“天府之国”最早并不是成都的别名。要弄清这个原委,就要从“天府之国”这个名字说起。“天府”本是《周礼》中记载的一个官名,其职责是:“掌祖庙之守藏,与其禁令。凡国之玉镇、大宝藏器焉,若有大祭大丧,则出而陈之,既事而藏之。”可见,“天府”是专门负责保管国家珍宝、库藏的官吏。后人以此比喻自然条件优越、物产富饶的地方。最早用“天府”来形容一个地区,出现在战国时期。据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中记述,纵横家苏秦对秦惠王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大王之国,田肥美,民殷富,战车万乘,奋击百万,沃野千里,蓄积饶多,地势形变,此所谓天府,天下之雄国也。”

有关“天府之国”最早的记载,则源于西汉。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,秦末汉初,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说:“关中左崤函,右陇蜀,沃野千里,此所谓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也。”以上说的“天府之国”主要是指当时富庶的关中平原,由此可见最早的“天府之国”并不是指成都平原。不过,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后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成都平原的富庶就渐渐超过了关中平原。三国时期,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说:“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,高祖因之,以成帝业。”乃至晋代,《华阳国志》说:“蜀沃野千里,号称陆海,旱则引水浸润,雨则杜塞水门,故记曰:水旱从人,不知饥馑,时无荒年,天下谓之天府也。”自此之后,“天府之国”成为了成都平原的别名,并流传至今。

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中提到的益州,也是成都的别名之一。西汉元封五年(公元前106年),汉武帝在全国设13刺史部,四川地区为益州部,州治在雒县。东汉兴平元年(194年),又将州治迁往成都,此后益州兼含成都别名之意,这个称谓直到唐宋时期还在沿用。杜甫曾有诗云:“君不见益州城西门,陌上石笋双高蹲。古来相传是海眼,苔藓蚀尽波涛痕。”和唐诗类似,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也是用益州代指成都。

锦官城与车官城

1909年4月,成都城区俯瞰。左上角的远处是蜀藩王蜀王府的遗迹,成都人俗称为老皇城 (美)张伯林 摄

在成都的别名中,“锦官城”或“锦城”向来知名度较高。我们之所以对这两个别名如此熟悉,是它们在诗词歌赋中屡见不鲜,如:“丞相祠堂何处寻,锦官城外柏森森”“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”“锦城虽云乐,不如早还家”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”……在唐代,“锦官城”与“锦城”就是成都家喻户晓的别名,伴随唐诗的千古传诵流传至今。

“锦城”的由来,显然是来自蜀锦。中国的织锦文化起源于蜀地,蜀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锦之首,其定名的历史比排名第二的云锦早了538年。早在古蜀时期,蜀人便学会了养蚕、制丝、织锦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中所书:“阛阓之里,伎巧之家,百室离房,机杆相合。”描述的便是蜀中织锦盛况。正是在这种盛况之下,“锦城”的名号应运而生。

和“锦城”不同,“锦官城”在成都的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别名,也是一个确切存在的地名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:“仪与若城成都,周回十二里……更于夷里桥南立锦官。锦官者,犹合浦之珠官也。”秦统一巴蜀,在巴蜀地区设置了管理织锦的官员——“锦官”。锦官是主管织锦的官署,其官署便是“锦官城”。那么这个锦官城究竟在哪儿呢?李膺《益州记》说:“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,流江(锦江)南岸。皆蜀时故锦官处也,号锦里,城墉犹在。”《华阳国志》则记载:“夷里桥南岸,道西有城,故锦官也。濯锦鲜明,命曰锦里……”由此考证,锦官城应该在成都锦江(古流江)的南岸,今百花潭公园以东至彩虹桥的大片区域,在古代应属于少城的一部分。

成都不仅有“锦官城”,还有“车官城”,不过相较于前者,后者的名号鲜为人知。“车官城”的设置比锦官城要晚一些,大约是汉末至蜀汉时期,朝廷在锦官城之外又修建了车官城。“车官城”是车官衙门及造车修车的所在地,也是闻名天下的一大官营重镇。

“车官城”建在锦官城的西南面,两城相望,共同构成汉代成都的“特别工业区”。设置车官及修建车官城,是由于陆上车运是汉代的主要物流方式,设立车官方便统一管理车辆的制造、修理以及调配等。同时车官城的设立也有军事上的意义,根据记载,车官城四周有军营城垒驻扎,或许这里造出的战车也占相当大的比例。 汉代的锦官城和车官城在成都文化史上具有其独特意义:一个宁静一个轰鸣,一个优美一个壮烈,一个纤纤濯素手,一个萧萧闻马声,它们构成一道别具象征的壮丽景观。

罗城与芙蓉城

唐代的成都虽有“扬一益二”的美誉,但军事上的防御不足却成为了软肋。据史料记载,南诏于唐太和三年(829年)、咸通四年至六年(863年-865年)、乾符二年(875年)屡次深入蜀中,围困成都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记载:懿宗咸通十一年(870年),西川人民听说南诏蛮军将要入侵,争相避难逃入成都,使城中人口爆满。当时成都只有内城,连护城壕也没有,大量难民因无住房,下雨天只好戴斗笠和木盆以避雨淋,晴天又缺乏饮水,只好取摩诃池泥汁,待沉淀见清后饮用。

唐乾符二年(875年),高骈始任西川节度使。此时距离成都建城已经一千余年了,除隋蜀王杨秀曾扩筑过成都城垣外,成都城的格局依旧延续了秦代旧城。由于人口增多,经济发展,原有的城池不仅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,面对南诏蛮军的入侵,也无法庇护居民,扩筑城池成为了当务之急。乾符三年(876年),高骈上书朝廷,请求重建城池。当年8月开工,仅用了105日便竣工。

新修筑的成都城既称为太玄城,又叫“罗城”。罗城的本义,就是包罗、扩大的城池。城墙底宽8米,顶部5米,周长11公里,修建了守城的城楼、库房、通道等各种建筑5608间。罗城建成后,城墙内的面积约为7.3平方公里,比原来老城扩大了6倍,将原来沿袭了上千年的大城紧邻小城的老格局,彻底改变成大城包小城的新格局,从前城外的东南角即合江亭府河、南河汇流处包入了城内,使成都第一次城外四方都有河道作为护城河。作为成都的别名之一,“罗城”尽管名声不显,但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唐以后的各朝各代,成都虽经更筑,但规模始终无大改,罗城的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。

如果说“罗城”的诞生,是古人治理城市智慧的体现,那么“芙蓉城”的由来则将古人的浪漫主义展露无遗。927年,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想割据四川,在罗城外“发民丁12万修成都城”,城周长42里,高一丈七尺,墙基宽二丈二尺,共有9道城门。又因打仗需要大量的粮食和肉食,粮食充足而肉食不易征集,增筑了一座羊马城用来饲养牛羊马匹。至此,成都形成少城、罗城、羊马城三城并立相连的格局,成都城外围城垣总周长超过60里。

秦城及羊马城原为土筑,高骈所筑罗城虽然为砖砌,但斜坡亦露泥土。后蜀皇帝孟知祥去世后,其子孟昶继位,于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,成都因此有了别称“芙蓉城”。宋人张唐英在《蜀梼杌》里写道:“城上尽种芙蓉,九月间盛开,望之皆如锦绣。昶谓左右曰:自古以蜀为锦城,今日观之,真锦城也。”尽管孟昶作为后蜀的亡国之君,在历史上的结局令人嘘唏。但“芙蓉城”的别名,却给成都增添了几分浪漫与雅致。如今芙蓉作为成都的市花,或许也要归功于这位极富浪漫色彩的皇帝,在历史画卷上留下的神来之笔。

南京与西京

1917年,成都北门的城楼大安门。清代,北门是官员入川的门面,北门一带商业繁华 (美)西德尼·戴维·甘博 摄

唐代诗人杜甫有一首诗叫作《梅雨》,诗云:“南京犀浦道,四月熟黄梅。湛湛长江去,冥冥细雨来。茅茨疏易湿,云雾密难开。竟日蛟龙喜,盘涡与岸回。”这首诗描写的是农历四月梅雨季节的场景。如果让今天的成都人来读一读这首诗,或许会感到疑惑,诗中第一句写到了“犀浦道”,显然是成都的地名。可“犀浦道”前面却又写的是“南京”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其实,这首诗中所写的“南京”并非是指现在的南京。1368年,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,称作南京,这是南京这座城市名称的由来。而唐代的“南京”,却指的是成都。不仅杜甫有诗为证,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也写道:“濯锦清江万里流,云帆龙舸下扬州。北地虽夸上林苑,南京还有散花楼。”这里的“锦江”“散花楼”都在成都,“南京”显然指的就是成都。

之所以把成都叫作“南京”,是因为唐代有个规矩,皇帝离开京城长安,到其他地方短期居留之地都称“京”。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,洛阳、长安相继沦陷。杨国忠献计,劝唐玄宗幸蜀。次年10月底,唐玄宗李隆基逃到了成都,在这里以太上皇的身份生活了一年左右。唐肃宗至德二年(757年),唐军收复两京,肃宗遣人迎李隆基回到长安,并以蜀郡为太上皇幸蜀驻跸之地,冠以“南京”“南都”的称号。

除“南京”外,成都还被短暂地冠以“西京”的别名。明代末年,张献忠农民军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,定都成都,就将成都称为“西京”。由于时间短,使用者不多,这个别名很快也被人遗忘了。不过,当时在成都所铸造的“大西通宝”“西王赏功”钱币,至今还在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流传。

皇城与满城

宽窄巷子保存了当年“满城”的建筑面貌,今天成为成都的“城市会客厅”

老成都人或许知道,天府广场以前有一个名字叫作皇城坝,因为这里过去是成都“皇城”所在。相传三国时期,刘备曾在成都修建皇城。五代时期,王建在成都称帝,历史上称为“前蜀”,他下诏修建皇城。后来他的儿子王衍嗣位,又修筑宣华苑,宫殿亭阁,绵延十里,又引水绕宫墙成为御河,皆可行舟。前蜀灭亡后,孟知祥又称帝,是谓“后蜀”。其子孟昶继位,宫殿更增华丽。

不过,无论是刘备的蜀宫,还是前、后蜀王建、孟知祥的皇宫遗址现在都无从查考。老成都所说的“皇城坝”,实际并非是皇宫,而是一座王府——明代蜀王府的遗址。1380年,明太祖朱元璋封他的第十一个儿子朱椿为蜀王,修筑了“藩王城”,全由砖石砌建,非常坚固。此后,藩王的子子孙孙,就在这座被人称作“皇城”的藩王城里,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计有两百年之久。

清康熙五十七年,清政府在原来少城的地基上建筑了满城,周长四里五,高一丈三尺八寸。城门有五处:大东门、小东门、北门、南门、大城西门。作为“八旗”营地,其存在时间也近200年。民国二年(1913年),满城被拆除,与大城并而为一。从此,作为成都别名的“皇城”与“满城”退出历史舞台,也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

从龙泉山上望成都

(文 陆离 | 供图 林元亨 嘉楠 刘乾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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