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《天府广记》第12期
寻秘 | 成都唯一武状元的命运如何?
发布日期:2021-01-15 16:25:00 来源:成都市政协

清王朝267年中,四川只在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乙未科,出了唯一的文状元骆成骧。但清代的四川状元却并非只有一个,在骆成骧之前,四川就出了一个武状元,他就是成都人彭阳春。武人科举考试之路,充满坎坷,彭状元的人生也是波澜起伏,迷雾重重。

清朝民间武人“授徒演艺图”

清代武举考试图

北较场的武举考试

巴蜀武风浓厚,在城镇乡坝、士农工商、三教九流中都有爱家。封建时代,像文人梦想中状元一样,武人们也梦想在武科中逐级考取武童生、武秀才、武举人、武进士……以飞黄腾达。

武举考试同文试相同,也分四个等级:先在县、府考武童生、武秀才,再到省城乡试考武举人,最后上京参加会试及殿试。

笔者年轻时习武,常听师傅津津有味地讲清朝各州县武童生考试的情景:农历二三月,许多骑着骏马、身背弓箭、腰佩刀剑,年龄十七八岁到四十来岁的健儿,雄赳赳气昂昂从四乡八土进县城,考武童生来了。

各州县都有较场坝。考试分三场:一、二场称为外场;三场试策论武经,称内场。较场内设有三个木桩箭靶。第一场考骑射:考生们头戴红帽子、手指戴扳指,去跑马射箭。考生驰马三趟,发箭九枝,两箭中靶为合格(否则不准参加二场)。

二场考步射、技勇。步射就是平地射箭,九发三中为合格。技勇主要是测力气,一共三项。头项是拉硬弓,弓分十二力、十力、八力三号,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“出号弓”;应试者自选弓号,限拉三次,每次以拉满为准。二项舞大刀,刀分120斤、100斤、80斤三号,要高举并表演舞花等动作;刀号自选,一次完成为准。第三项是拿石墩子,石墩专为考试而备,长方形,两边各有可用手指头抠的凹窝;头号300斤,二号250斤,三号200斤。还要求考生玩些花样:将石墩提至胸腹,再将石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,叫做“献印”,一次完成为合格。听老人们摆:那时考场中常有“瘟猪子”考生闪腰岔气,石墩落地,把脚背砸成“烂蹄花”。

凡应试者,选弓、刀、石三项的等级(头号、二号、三号),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;选三号超过两项者就为不合格,要取消第三场考试资格。可见那时膂力很重要,这就是武林界常说的“一重降十会,力大胜三分。”

四川乡试之地在成都老皇城贡院(现天府广场四川科技馆)。乡试后两个月,即同年的十月开武科乡试,地点在北较场。北较场毗邻文殊院,平时冷清可怕。武乡试时,设一排排“武棚子”给各地武秀才暂住。考试时,市民成群结队到此看稀奇,十分热闹。所以清朝文人的竹枝词说:“北较场考武举人,文殊院侧武棚邻。闲时芳草行刑处,秋夜萤飞讶鬼磷。”

清代四川,只在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出了唯一的文状元骆成骧。那四川出了多少武状元呢?

成都北校场古城墙,清代时练兵和武举考试都在此地附近 梦溪 图

成都籍武状元彭阳春

清代自顺治三年(1646年)开科,到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截止,共有112次武会试。每次参加会试的武举人,一般有数百到一千多人。武举人会试考中者称为武进士,录取比例大约是十几人中取一名。清代四川高中“武鼎甲”(状元、榜眼、探花)的人屈指可数,仅12人,而华阳人彭阳春是清代四川唯一的武状元。

据彭氏家族后裔彭福商、彭商泽、彭铸、彭忠东等先生介绍:彭阳春的先祖彭荣卿于明洪武二年由楚入蜀,移民到犍为县三溪铺,后将田地分给八个儿子,号称八大房。明末清初,其三房一支彭占魁与侄儿彭腾龙,迁居双流县牧马山麓之青杠林。耕读之余,兼习武艺,成为他们的家族传统。彭占魁四世孙彭宗铭考了武举人,其子即彭阳春。

彭阳春本名世阳,字载之,号子和,道光七年(1827年)农历八月初十生于双流县曾家坝新宅(现双流机场区域)。当时人谢元瀛(曾为苍溪县县令)在铭文中有“余一见其人,仪表峻整,伟人也”的记述。看来彭阳春长相端庄,身材高大。

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22岁的彭阳春在武乡试考中亚元(第二名至第十名举人称亚元)。他春风得意,次年从成都望江楼乘舟东下长江,上京赶考,在南京转乘船只沿大运河进京时,巧逢江苏太仓举人陆增祥。后来两人高中,陆增祥(道光三十年状元)曾喜滋滋地赋诗赠彭:“同路入京华,名成性各差。承先开鼎甲,启后泛仙槎。海内无双士,川中第一家。不才归翰苑,貌愧插宫花。”

陆增祥说两人已鱼跃龙门,前途无量如登仙境;接着说咱俩船中巧遇,分别为文武状元,真是海内奇迹。他还赞美彭阳春是清代四川第一状元。

会试考中武进士者,再通过殿试(也称廷试,由皇帝钦定名次)后,共分三等,称为三甲。一甲前三名称为鼎甲:头名是武状元;二名是武榜眼;三名是武探花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二月,道光帝已死,但遵制当年不改年号,咸丰(文宗)即帝位后仍用道光年号。笔者查阅《清文宗实录》,了解到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武会试的详情:

这年九月,兵部尚书王广荫、左侍郎孙葆元主持武会试。各省有52人考中武进士(四川取中2人)。十月,咸丰皇帝到太和殿主持殿试。几天后,他到紫光阁观阅武进士的马步射。几天后是辛酉日,咸丰皇帝到御箭亭,观阅武进士的技勇。

最后一天,咸丰皇帝到乾清宫接见全部武进士。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,叫传胪(即唱名)。诸进士行三跪九叩礼,咸丰皇帝提笔“亲定甲乙。赐一甲彭阳春、岳汝忠二人武进士及第”。丹陛下,大奏《庆平之章》庙堂音乐,余音绕梁……

彭阳春是状元,岳汝忠(直隶静海人)是榜眼。本榜仅取状元、榜眼,探花缺额(清代“鼎甲”很严,有“宁缺毋滥”的规定)。赐二甲王三锡等6人“武进士出身”;赐三甲毓恩等44人“同武进士出身”。

殿试结束后,赐给武状元盔甲,巡捕营送武状元归第,并在西长安门外挂榜。第二天,兵部举行盛大的“会武宴”,赏给武状元盔甲、腰刀、伞袋、鞋带、靴袜等项,赏给众进士银两等。武状元登第后三天内可披红挂彩,上街夸官,风光十足。

被“遗忘”的武状元

顺治三年(1646年)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,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。康熙年间有变动,改为一半授营职(直接带兵的武官),另一半授卫职(皇帝的宫廷侍卫)。雍正五年(1727年)规定,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。

彭阳春中武状元后授一等侍卫。赴京的其他武举人在北京会试即使落第,按规定也可到兵部注册,依据会试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(如千总),混个铁饭碗,也有逐步升迁机会。

彭阳春中武状元后的结局如何?

有人认为:彭阳春卷入1860年的“祺祥政变”,受到慈禧太后迫害,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,以至地方史志将他遗漏。但详查史料可知,慈禧1860年政变后,为稳定政局,只处置了八大臣和六名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官员、太监,并没有其他人受到牵连。慈禧还命令将官员写与肃顺的书信全部烧掉,体现了其政治权谋。彭阳春1856年就远离政坛中心,在云南边陲任元新营三品参将,慈禧哪里会注意到这个几千里外的小武官?

那么,地方史志将他遗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?

这是因为,论社会地位,武状元根本不能和文状元相比。中国历来重文轻武,清代殿试揭晓后,新科进士的姓名要隆重刻在“进士题名碑”上(这些碑至今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)。而武科既无“题名碑”制度,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。

其次,在待遇、仕途等方面,武科也远远不如文科。武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往往只能在军队充当中下级军官,能进入权力中枢的凤毛麟角(清代武官以行伍出身为“正途”,武举出身的次之)。而文状元“出将入相”者不胜枚举。这些因素,遂使许多武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湮没无闻。

刀马弓箭玩得再好,难敌洋枪洋炮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照例又要举行武举会试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,朝廷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甚高:“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,废弓、矢、刀、石,试枪炮。”

从此,成都北较场的武乡试成为残梦。一些人走到荒草掩人的北较场,只好苦吟几句哀婉的竹枝词:“茶瓜买向平芜坐,演武厅前话夕阳!”(文 郑光路 | 图片据成都市日报资料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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