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《天府广记》第12期
天府 | 上川之路 五千里移民之路
发布日期:2021-01-15 14:24:14 来源:成都市政协

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,蜀中的崇山峻岭、险滩急流、蚕丛鸟道,不知曾令多少人望而生畏。然而,这一切皆挡不住移民入川的脚步,他们将自己的迁徙之路称为“上川之路”。四川位于长江上游,一个“上”字,极富地理节奏感地将目标描述得一清二楚。如果说茶马古道、南方丝绸之路是为天府之国锦上添花,那清代的上川之路则为荒芜凋敝的四川送来了数百万人口,给四川重新注入了新鲜血液,对于四川而言,“上川之路”的作用是决定性与再造性的;将它誉为四川历史上最重要的道路之一,也是当之无愧的。

上川之路有若干方向:陕西人、甘肃人、山东人、河南人自北向南进入四川;湖北人、湖南人、江西人、广东人、福建人、江苏人、浙江人自东向西入蜀;云南人、广西人、贵州人则由南而北入川。这其中,广东、福建一带的客家人是入川的生力军,闽粤距蜀有数千里之遥,客家人的“上川之路”,最漫长,最坎坷,也最艰难。

随着清初各籍移民的到来,地处川渝古商道上的洛带再度繁华起来,各籍移民会馆也在古镇次第建成。图为洛带江西会馆临街的五花山墙

洛带湖广会馆回廊壁上的众多碑刻,记录有当朝移民培修会馆捐资者的姓名,他们的祖先曾是上川之路上的身影

客家移民入川路线图 李菲 编绘

从广东长乐起步

上川之路方向众多,也有诸多路线,移民从不同省份进入四川,每一个移民走过的道路,都是一条上川之路。从此种角度而言,上川之路或许是无法统计的,只要能到四川,便能称为上川之路。不过,同一省份的移民入川,通常会有一条大多数人认同的轻车熟路,比如江西人入川,往往由江西入湖南沅陵,溯酉水河而上,到达川东的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;贵州人大多则由陆广、水西、奢香、金鸡、阁雅、归化、威清、谷里九驿沿线官道走进四川;湖广人则途经歧亭、阳逻、黄陂、云梦、应城、钟祥、荆门、当阳、宜昌后,辗转入川。

移民迁徙的目的地,是四川。翻阅明末清初的四川史料,我往往惊诧于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康熙三年(1664年),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,城中的许多街道,只空留房屋,却难觅人踪。堂堂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,乐至县稍多一点,也只有27户;顺治十八年,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,谁知城中早已无人居住,经过多方招集,才找到了17户百姓;此外,宣汉县“遗民数万不存一”,铜梁县“土著者百之一”,达县“存者百中之三四”。根据大清王朝在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的统计,此时的四川人口为1.8万余丁,大约9万人。

幸免于难的百姓还面临着饥饿、猛兽的危险。明末清初,四川虎患成灾,据《蜀龟鉴》一书记载,猛虎“形同魑魅”,时常从屋顶而入,攫人而食,百姓为防虎患,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,却仍无济于事,出门打水,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,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,沿途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。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,发现城中死气沉沉,主仆四下寻找,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,此时,一群猛虎呼啸而来,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生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,移民入川,已是箭在弦上了。

我曾在青龙场、龙潭寺一带走访,问起当地客家人祖先入川的路线,他们告诉我,祖辈没有给他们讲述过,族谱中也并未留下任何有关入川路线的记载。但根据之前笔者见过一本《曾氏族谱》记载,文字中就描绘出了一条由广东起步的上川之路,行程5300里,沿途经过29个中转站。我们不妨从这条路线入手,一路追寻移民的辛酸与足迹。比起湖广人、江西人,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则更加漫长,他们经由江西、湖广等省,进入川东,迁徙是漫长而艰难的,可能要花费四个月到半年,甚至更久。

广东长乐县是这条上川之路的起点,清代长乐县隶属潮州府嘉应州,潮州府“南枕大海,东间闽疆,人烟稠集,山多田少”,境内田地稀少,是清朝缺粮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。嘉应州下辖兴宁、长乐、平远、镇平四县,土地贫瘠,境内又有睦贤山等山脉,饥荒之年,百姓只能以番薯充饥,此时,听得千里之外的四川众多荒地无人开垦,乡人入川后,满目尽是荒田,手从这座山指到那条河,只须到官府打个招呼,几十亩的土地便能划入自己名下。既然四川有这等好处,还有谁不愿意入川呢?

想到四川,不是说走就走的,须到官府领取“路票”。明朝法律规定:“凡军民人等往来,但出百里即验文引,如无文引,必须擒拿送官。”这里的“文引”,便是类似“路票”的身份凭证。到了清朝,外省移民想要入川,须到官府请领路票,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、年龄、田产等信息,由四川官府核实后,当地官府才发给“路票”。一来一往,等到四川那边传回话来,移民早已望穿秋水了。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移民银宿山在当地官府申请路票,盼星星,盼月亮,三年之后,路票才发到手里。因此,为不误时辰,在四川无亲无故的移民往往不待到官府拿“路票”,就径自上路了。鉴于此,清朝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:申请路票者,不过“百之一二”而已。

清代广东出现了一些“包揽棍徒”,专以游说客家人入川为职业,凭着一张“如簧之舌”,鼓吹“川省易于度日,一去入籍,便可富饶”。“包揽棍徒”的职业游说以及无孔不入的介入,使得四川诱人的条件传遍了每个角落。当地官府对这些“包揽棍徒”深恶痛绝,屡屡张贴文书,缉拿追捕,并向百姓解释:四川物价低廉,在于地广人稀,你们去了,物价自然上涨。可是,老百姓是不爱听这些大道理的,他们算的是另一本账:四川米价每石3钱,较之惠州(今广东惠州)的“三钱一斗”,差了百倍;较之长乐的每石800余钱,差了将近300倍。“连年饥馑,谷价腾高,人人困苦,度活难周”,这种强烈悬殊之下,还有哪个家族不想迁入四川呢?

从赣州码头而下

长乐县在嘉应州以西150里,嘉应州靠近江西赣州,移民本可直接取道江西,不过,历史上的嘉应州以北关隘林立,明末以来多为绑匪、强盗占据,移民为安全计,不得不绕道至平远县,沿石窟溪北上,进入福建筠门岭。由平远县至福建筠门岭,沿途需经过一个叫火星岽的山岭才能进入江西。火星岽海拔近千米,属于武夷山脉,山势险峻,绵延百里,山中多奇禽猛兽,沿途连樵夫、猎人都很少遇到,移民登高涉险,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。

过了火星岽,便到了江西境内,在江西,移民要经过4个水站与3个陆站,水站为会昌县、赣州府、泰和县、吉安府,共计690里;陆站为分宜县、袁州府、萍乡县,里程大约510里。在会昌县码头,贡江之上停泊着众多客船,贡江发源于武夷山,沿途接纳了湘水、梅江,至赣州与章江汇合,是江西省第一大河,移民顺流而下,大约航行4天,便能到赣州码头,从赣州到吉安,沿途也是顺水行舟。在吉安,移民弃船登岸,穿过赣江支流卢水与袁水间的浅丘地带,步行 180里即可到分宜。湘东与赣西之间,中间隔着幕阜山、连云山、九岭山、武功山、万洋山、诸广山诸多山脉,海拔都在千米以上,连绵的高山令移民的迁徙变得倍加艰辛。

洛带广东会馆是当地极具移民特色的建筑

作为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最早入川的区域之一,沱江流域人家诗书传家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。图为城厢古镇绣川书院

此时的移民不仅要跋山涉水,沿途还得应付官府的层层盘查。雍正十一年(1733年),广东龙川县几十个客家人结伴赴川,沿途遭到官府阻挠,耽搁数日,迫于无奈,他们写了一份《赴川民人告贴》,进行抗争:“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,想成立家业,发迹兴旺……近来不知何故,官府要阻我等生路,不许前去……”做好了离家的打算,却因为官府阻挠难以成行,这样的苦楚,实在比路途的艰辛更令人苦闷。同样在雍正年间,长乐县有300人结伙入川,官府也加以阻拦,这些人马上“啼哭叫号,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,俱不可回”,不过,仍然有11人被软硬兼施,劝回了长乐。

移民由武功山而下,由江西萍乡乘舟,经渌水,过醴陵,进入湘江。湘江是湖南第一大河,由南向北,汇入洞庭湖,洞庭湖纳九江之水,号称“九江”。移民在洞庭湖上,远远便能望见岳阳楼,北宋名臣范仲淹笔下“长烟一空,皓月千里,浮光跃金,静影沉壁”的胜景或许会给单调的旅途增添一丝色彩。

从洞庭湖上岸,通往四川的路一下子多了起来:其一,由山路行至沅陵,经湖南吉首、花垣,便可进入四川酉阳,酉阳名胜二酉洞、大酉洞被酉城河一分为二,从这里走出的廪君率领巴人征服其他部落,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青铜王国。其二,经湖南常德北上,过慈利、湖北恩施入川。大部分移民则继续西进,经湖北来凤,沿黑峒河进入四川黔江,黑峒河流入四川黔江后,也称黔水。由洞庭湖至慈利,沿途须穿过万子湖、东南湖、大连湖等湖泊,但自洞庭湖登岸后,移民却不愿再乘船,宁愿从山路绕道。另外,从湖北三峡逆流而上,经奉节、云阳,也能到重庆,不过水路对移民而言,却与鬼门关无异。

受移民传统文化影响,沱江流域圣人先贤文化深厚。图为民居家门口的资中文庙

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,广东长乐县黄浦村的张衍祯夫妇和三个儿子一道,与同乡结伴入川,行至湖广,妻子魏氏因旅途劳累染病,奄奄一息,同伴见其病危,安慰了一番,便各自赶路。魏氏病情稍有好转,即继续赶路,一心想追上同伴,谁知同伴已改由水路入川了,张衍祯一家盘缠无多,只得继续步行。一天,张衍祯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乡,打听同伴下落,老乡说,同伴在三峡险滩翻船,生还者百无二三,夫妇俩一时唏嘘不已。由水路入川,开销大不说,稍有不慎,便会葬身鱼腹,举家皆没。常言道蜀道难,其实蜀江比蜀道更难。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。

踏上四川的苦乐

移民携带干粮上路,饿了啃干粮,吃盐巴,所谓“被薄衣单盐一两,半袋干粮半袋糠”便是这种景况的生动写照,行至四川,移民随身的干粮已差不多吃完,加上总不能天天靠干粮度日。清代有个叫严如的湖南人,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,经常深入深山老林踏访,这些经历后来写成了一本《三省边访备览》。严如说,移民往往“取石支锅,拾柴做饭”,三块石头支一口锅,便能填饱肚皮,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,碰到寺庙、岩洞、密林,便胡乱应付一夜,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,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。几个月来日日如此,夜夜皆然,风餐露宿,苦不堪言。

由湖北来凤行360里到四川黔江,此后,过玉山、彭水、羊角嘴、涪州、长寿、重庆、永川、荣昌、隆昌、内江便可到成都。千呼万唤的四川虽就在脚下,但是想到成都,却仍有1300余里的路程要走。而到了四川境内,移民反而更加困窘了。

长途跋涉后的客家人,在成都找到了安居乐业的家

清雍正四年(1726年),广东兴宁县人廖奕珍一家变卖田业家产,凑得200余两银子,踏上了赴川之路,上路前尚有80余两银子没有收齐,廖奕珍将银子委托给族人彭某,指望他收齐银子后尽快来四川。行至荣昌县西街,200两银子已经用完,没想到彭某却独吞了尚未收齐的80两银子,一家人在荣昌举目无亲,借贷无门,举步维艰,唯有强忍饥饿、疲劳,继续赶路。

身无分文、进退两难的移民为谋生计,有时不得不将幼子、胞弟卖掉,以换取盘缠。清雍正四年,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,行至重庆府永川县,已是“行囊告罄”。无奈的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“出嗣”给同姓,换得几十两银子,才与剩下的两个弟弟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。当时,盘缠又花光,环视身边可卖之物,只剩下一把破伞了。在家乡,听得“包揽棍徒”们吹嘘四川的种种好处,当自己踏上这片热土时,却因为没有盘缠,要将幼子、胞弟卖与陌生人家,这种辛酸,比起五千里的跋涉,或许更令人揪心。

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,清代四川的会馆,在上川之路沿途,往往分布得也比较集中,比如,单是隆昌就有广东会馆5所、福建会馆1所,不知道这是巧合,还是倾注了移民的对上川之路的感情。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,清代客家人入川的数目,当在100万上下,其高峰期是在清雍正、乾隆年间。雍正、乾隆共在位73年,也就是说,这期间,每天都有将近40个移民经由“上川之路”来到四川,而来自陕西、湖广的移民实际上已无法统计确切数目。康熙二十四年,四川仅有人口9万,到了乾隆五十四年,四川已有人口948.9万,强烈的悬殊背后,是一个个踏上上川之路的移民故事。

对于饱受战争荼毒的四川而言,上川之路的意义与成效是显而易见的,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,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,一些新的物种、工具也被带到了四川,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,没有“上川之路”,清代四川的历史无疑将被彻底改写。(文 叶子祥 | 图 嘉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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