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《天府广记》第10期
市井 | 九九重阳药市忙
发布日期:2020-12-16 11:55:06 来源:成都市政协

宋代成都的九月,既有重阳的乡愁,却也不乏药市的繁华(图为宋代花鸟长卷)

重阳节有赏菊、登高、插茱萸的习俗,而在宋代的成都,这一天全城上下却要去逛药市。蜀中气候温暖、雨量充足,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药材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,因此历来蜀地药材品质上乘,为世人公认。药市所受季节限制最小,一年中举办的次数多、时间跨度大。在成都十二月市中,农历九月药市是规模较大、举行时间间隔最长的集市。无论是陆游的“当年万里客西南,药市题诗倚半酣”,抑或黄庭坚的“烧烛海棠夜,香衣药市秋”,透过古人的诗歌,我们看到宋代成都商业的繁华。

源于唐兴于道

最早的药市,出现于中唐时期的梓州(今绵阳三台县)。宋人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记载:“唐王昌遇,梓州人,得道,号易玄子,大中十三年(859年)九月九日上升。自是以来,天下货药辈,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。”这个王昌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?为何传说他飞升以后,天下卖药的人都要会集在梓州城呢?明人陈堦在《日涉编》中对此事进行了记载:蜀中有一个名号为“落魄仙”的道士,姓张,曾在梓州城内卖鼠药。王昌遇本来是一个狱吏,从他那里买了鼠药,老鼠吃掉以后长出翅膀飞走了。后来王昌遇在泸州又遇见了他,“落魄仙”又给了王昌遇“仙丹”,并教给他道术,让他坐马车回家。到家以后,九月九日那天,马突然化成龙飞走了,王昌遇本人则升仙而去。此后,每年九月九日梓州便开始举办药市。

神话传说并不足为信,据现代学者考究,唐代梓州形成药市的原因主要还是地理因素。梓州城筑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(424年—453年)。左带涪水,右挟中江,陆路北通京城长安,南连蜀府成都,居水陆之要冲。北方药材经汉中进四川,四川药材北运去中原,大都要经过梓州。唐时,梓州已发展成为丝织业中心,有织机户数千家。梓州及邻近州县,也盛产药材,这才是形成药市的真正原因。

至于道士王昌遇,有学者猜测他大概是一位精通医药的道家。在当地及省内外有较高声誉,尤其受到药商崇敬。故在他去世之日,各地药商会集梓州,悼念他并开展药材交易。“飞升”的故事或许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,但药市兴起之初就和神仙传说联系在一起,这一习俗贯穿于药市的繁荣发展。

唐代时期梓州是全国性的药市中心所在地,而从唐末到五代,四川各地药市逐渐兴起,药市的中心开始转向成都。据唐人韩谔的《岁华纪丽》记载,成都九月九日在玉局观举办药市,规模和热闹场面都大大超过了梓州,而且由最初的夜市改为白天举行。

汇四海之药

到了宋代,成都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一个药物集散中心。成都药市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,药市规模宏大,参与人数众多,成为全城士庶游乐之所,不仅有宴饮,还有观市购物、歌舞表演,药市所售货物也逐渐由药材变为综合性的百货。药市功能逐步多样化,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成都商业贸易的繁荣。

宋代成都药市举行的地点主要在大慈寺、观街和玉局观。和唐代药市一年举行一次有所不同,宋代的药市一年举行四次,分别是二月八日观街药市、三月九日观街药市、五月五日大慈寺药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玉局观药市。其中九月的药市活动最为盛大,因此九月的药市又被赵抃纳入了“成都十二月市”之一。

成都药市名声在外,其举办时间还引起了诗人的“笔墨官司”。北宋时期,有一位著名诗人叫杨亿。相传他七岁能文,十岁赋诗。宋真宗时期,杨亿曾和人谈起成都的药市,说:“益州有药市,期以七月七日,四远皆集,其药物多品甚众,凡三日而罢,好事者多市取之。”这句话后来被杨亿的弟子黄鉴记录下来,收录于《杨文公谈苑》。若干年后,诗人陆游来到蜀地任职,多次游历成都药市,并写下了多首与药市有关的诗篇。在其《老学庵笔记》中,诗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纠正了杨亿的错误:“成都药市以玉局化(地名,成都市北)为最盛,用九月九日。杨文公《谈苑》云七月七日,误也。”

“蜀山富奇药,野老争藏收。九日来成都,塞断长仪楼。”这是诗人王灼在《送凝上人成都看药市》中的描述。宋祁的《九日药市作》对药市盛况更有生动描写:“阳九协嘉辰,期人始多暇。五药会广廛,游肩闹相驾。灵品罗贾区,仙芬冒闉舍。……西南岁多疠,卑湿连春夏。佳剂止刀圭,千金厚相谢。刺史主求瘼,万室系吾化。顾赖药石功,扪衿重惭惜。”可见当时除了药材商人,其他商人也在药市的沿途设肆,以贩百货,犀麝之类皆堆积如山,俨然是一个大规模的综合商业集市。成都药市上的药材,不仅来自四川盆地内部,还有不少来自川西高原地区,甚至来自海外。据史载,古代波斯(今伊朗)人后裔李玄,人称李四郎,在成都开设药铺,专营从外国引进的药材,称为“海药”。其兄李珣,有专门记录国外的药材书籍为《海药本草》,该书仅记载国外的药材就多达120余种。可见成都药业市场的兴旺,甚至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涉足这个行业。成都药市的繁荣,也促进了蜀药在国内的畅销。宋代陶谷的《清异录》记载“天下有九福”,其中“蜀川药福”,而以川、巴字做药材处方名的就有川芎、川大黄、川乌等15种。

在重阳节这天,不仅药商云集,全城上至官员下自普通百姓,都要来逛药市。《岁时广记》记载,九月九日这天早晨,全川的卖药人都带着药草及珍稀之物,云集于市场上。成都帅守(知州兼任安抚使者)举杯祝贺开市,还专门摆设酒宴,欢迎来成都参加药市交易的各地商人。即使是不买药材的普通百姓,也会到药市游玩。大家在药市走来走去,图的就是闻闻空气中的药味,以驱邪保健,这已经成为成都百姓过重阳节的一种习俗。全城官、商、民同庆共饮,更显示了药市的地位和影响。

清代时常用的药具

“灵药”写传奇

药市诞生之初,就与神仙、传说等联系在一起,这与唐代统治者推崇道教的背景有关。到了宋代,关于药市“遇仙”的传闻层出不穷,为当时的人们津津乐道,成为市井传奇。

有古书记载:“成都药市,日有道人垢面鹑衣,手持丹一粒,大呼于市:‘我是吕洞宾也,有能拜我者,以丹饵之。’众皆以为狂,相聚戏笑,或加凌侮……夫乃自饵其丹,俄五色云周身,有顷不见,众共悔恨。”这个故事说仙人吕洞宾化为垢面鹑衣的道士,并手持仙丹,可惜凡人不识,最终悔恨莫及。

《钱氏私志》也记载了成都药市上的一则“奇人奇事”:蔡鲁曾经在蜀中做官,有一天在药市上遇到了一名妇人。妇人对蔡鲁说:“三十年后相见。”说完便不知所终。三十年后,蔡鲁在京师相国寺纳凉,却收到一名村人送来的一封信。村人说,这封信是三十年前那个妇人给你的。蔡鲁打开信,发现里面写了“东明”二字,不知其意。后来蔡鲁被贬到长沙,最终死在了东明寺。

庞元英则在《文昌杂录》中记载了一件奇事:知制诰李大临的门人患有驼背,一日在药市遇见道人,给了三十粒药让他服下。门人按照道人要求服药后,“然每一伸缩,渐觉舒便。比明,身已直矣。”

宋人张耒的《张太史明道杂志》中,有关于药市“灵药”的故事。张文定至成都时,在药市遇一老人,老人为张公赠药两粒,“公取余一粒即服之。公寿八十五,岁康宁,终身无疾,坐而逝。”除此之外,蔡絛的《铁围山丛谈》也写到成都药市中的神药:“一粒可救一人命。夫迹既叵测,故时多疑出神仙。”

在古代,由于对疾病认知的不足,一些患病却又久治不愈的病人,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传说中的“仙人”和“灵药”。这些种种传说背后,蕴含的只是古人希望治愈沉疴宿疾的朴实愿望。这些传说,给药市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,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来客。(文 | 图 陆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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