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《天府广记》第9期
地理 | 载魂之舟 蒲江船棺
发布日期:2020-12-08 10:29:40 来源:成都市政协

蒲江出土的巴蜀印章,上面的符号可能是古蜀人的族徽或文字。

战国年间,一种叫船棺的葬俗在四川盆地很是流行,所谓船棺,是将死者置于船形棺木中,希冀他们的灵魂能随着河流到达彼岸。2016年9月,一处规模庞大的船棺遗址在成都市蒲江县被发现。谁是它们的主人?这些载着魂灵的船儿又将驶向何方?

一叶扁舟,抵达灵魂的彼岸

在蒲江人看来,盐井沟是个神奇的地方,几十年来,这里发掘过无数的古墓,也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。2016年9月,一处由60座船棺组成的墓葬群又在盐井沟被发现。我来到盐井沟时,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场地已被揭开,地上排列着20余座古墓,大多呈东北—西南走向,不远处划出一个个狭长的长方形,那是尚未发掘的区域。

墓地中部,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蒲江县文管所正对M16号墓进行清理,工人在棺盖绑上麻绳,六个汉子一起用力,才将长约7米的棺盖抬出墓穴。棺盖之下,厚厚的淤泥中,一把柳叶剑露出了半截,棺身中部一大把箭镞,依旧闪着寒光,仿佛刚从器械库拿出来一般。这座古墓还出土了弩机、铜钺、铜矛等兵器,如同一座史前兵器库,墓主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,看得出来,他曾经是位剽悍的武士。

邻近的M28号墓就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了。棺室中,一件“V”形铜璜半掩在淤泥中,表面的斜线纹隐约可见,璜是商周时期王公贵族的配饰,铜璜则是西南少数部族模仿玉璜制成的;另一件圆形铜铃中塞满了泥土,四川战国时代的铜铃常用作杖首,下接木杖,可能是巫师或者部落首领的权杖。木棺角落散落着七八个圜底陶罐,棺盖早年坍塌,陶罐已四分五裂,淤泥填塞其中,使得陶罐看起来尚保持了昔日的形态。

更多墓葬已经完成了清理,一具具庞大的木棺暴露在长方形墓坑中,由于在地下埋藏了千年之久,早就碳化为珍贵的乌木。木棺无一例外,均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,其做法是将楠木截头去尾,只留取中间一截。将木料去掉三分之一,刮掉树皮后用作棺盖,再将剩余部分中间挖空,形如船舱,最后将一头凿出弧度,有如船头。这样的墓葬,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为船棺。

一块船棺盖,需要一个壮劳力才能抬动。

俗话说,“北人骑马,南人乘船”,北方平原纵横,适合马匹奔驰;南方河道密布,有利舟楫航行。以船棺下葬,自然是南方滨水而居部族的习俗。中国古代船棺可分为岩葬与土葬两种类型,岩葬流行于福建、江西山间,福建武夷山九曲溪沿溪岩洞中分布着几十具船棺,可能是古越人的葬俗。土葬船棺目前仅见于四川,说是土葬,其实往往也在河边下葬。墓地北部条形地带呈灰白色,与周围泥土颜色迥异,这是古河道的痕迹,船棺过去是葬在水边的。一场汹涌的洪水使得古河流改道,淹没河岸,船棺也就永远被封存在地下。

盐井沟一件青铜矛上,有线刻的“成都”二字,这也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“成都”字样。这件珍贵的成都矛,似乎也验证了《华阳国志》的记载,开明九世(一说开明五世)梦见城郭在移动,遂把都城迁到成都,也把宗庙迁了过来,并仿照周人迁都“一年成聚,二年成邑,三年成都”的说法,取名成都。从那以后,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,直到今天依旧没有更改过。

蒲江盐井沟出土铜矛场景,令人惊奇的是,长达1.8米的矛杆尚保存完好。

盐井沟有60座船棺,是少见的大型船棺群,墓葬呈航向密集排列,大多为战国晚期。

全国之最,第十次在蒲江发现船棺

自1954年6月在广元市昭化镇宝轮院发现船棺以来,船棺就跟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,先后在成都市区、新都区、郫都区、荥经县、大邑县、绵竹县、什邡市有所发现。有意思的是,船棺在其他地区只是零星出土,在蒲江县却如家常便饭,算上这次,已经是第十次了,这也使得蒲江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船棺最为集中的地方。

船棺第一次在蒲江出现要追溯到1975年,鹤山镇飞龙村10组有农民种地时挖出船棺残片,并发现一把柳叶剑。1982年8月,同样在飞龙村,村民又发现两座船棺,其中2号墓为合葬墓,一具长7.06米,另一具长7.18米,墓中出土了铜钺、铜凿、巴蜀印章等青铜器。

商业街船棺遗址出土漆器

2006年12月,在蒲江盐井沟附近,工人施工时曾发现3具船棺,出土了铜壶、铜敦、铜鍪、铜矛、铜刀、铜削、铜戈、铜盆、铜胄、铜铃、铜璜等数十件青铜器,以及木篦、木梳、木案、木柄、竹编筐、竹编笆、圆漆盒等生活用具,还有块谷纹玉璧,带有楚国玉器特点。墓中还随葬一支木桨,长2.8米,通体髹黑漆,以红漆彩绘卷云纹,也许在墓主看来,带有漆桨的船棺更能驶向灵魂的彼岸。

就在2016年8月,鹤山镇蒲砚村又发现5具船棺,船棺已破损不堪,但仍出土了铜钺、铜斤,以及蜻蜓眼、琉璃装饰品。大约公元前十世纪,蜻蜓眼出现在地中海沿岸,这种工艺品在琉璃上镶同心圆,如同蜻蜓的复眼,因而得名。春秋战国时期,蜻蜓眼由商贾带入中国,深受王公贵族喜爱。曾侯乙就是蜻蜓眼的狂热爱好者,他死后带入173只蜻蜓眼随葬,这些蜻蜓眼被认为是古埃及或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。

不过,此前船棺在蒲江都是零星被发现,最多也不过5座,而2016年那次船棺群的数目与规模都堪称蒲江之最。盐井沟船棺的年代,被定为战国晚期,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,墓主的族属与命运亦渐渐水落石出。

来自荆楚,逃亡部落的宫廷政变

船棺底部与棺盖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膏泥。白膏泥是古时的黏土,由于黏性大、密封性好,有很强的防腐作用,常常被长江流域的楚人用来保护墓葬。考古学上,白膏泥的发现通常被认为与楚文化有关。

这并非偶然,楚文化的痕迹在四川历次船棺发掘中屡有发现,又以1980年发掘的新都马家大墓最为典型,大墓为木椁墓,椁室之中有具船棺,椁室由三十四根长楠木与十二根短楠木叠砌而成,这是楚墓的常见做法,墓中的铜敦是典型楚国青铜器,一件铜鼎器盖上刻有“邵之食鼎”四字铭文,邵(同昭)与景、屈同为楚国大姓。

频频出现的楚文化痕迹,令人想起史书中关于蜀王鳖灵的记载。《蜀王本纪》记载,古蜀历史上有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杜宇、鳖灵五位先王,鳖灵本是荆楚之人,举族迁徙入蜀,称丛帝,创立开明王朝。

虽然史书记载,因鳖灵治水有功,杜宇却德行有亏,因而杜宇将蜀王之位禅让给了鳖灵,但今天的史学家们却大多认为,禅让更像是一种溢美之词。真实的鳖灵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夺得了王位,历史上的楚人常有弑君夺权之举,不知道这只是巧合,还是荆楚之人流淌着反叛血液使然——鳖灵是荆楚一带的部落,自然会打上楚文化的烙印,这个逃亡的部落即便两手空空,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、他们的审美观念、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,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。

春秋时期,船棺在四川还只是零星分布,规模不大,墓中随葬品也很简陋;战国年间,船棺已几乎遍布四川盆地。鳖灵夺得王位后,将子孙分封到各地为王,公元前316年联合巴人造反的苴侯,就分封在广元一带。船棺的分布范围,或许就对应着开明王朝的疆域。

既然船棺与开明王朝有关,为何独独在蒲江县境内发现了如此多的船棺呢?答案可能是食盐。蒲江地处茶马古道要冲,自古盛产井盐,汉宣帝地节三年(公元前67年)开蒲江盐井二十所,设置盐官,宋代还曾设立盐井监,管理盐政,境内现存金釜、茅池、独孤等盐井二十多处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蒲江十次发现船棺,都集中分布在鹤山镇与白云乡,且从地形看都在盐井沟中,从地名就不难看出,这是一个与盐有关的地方。也许,蒲江曾是古蜀国重要产盐区,开明王朝分封王侯驻守在此,以保证食盐源源不断运送出去,自古以来,食盐便是重要的战略物资,也是历代王朝最感兴趣的资源。

亦武亦文,柳叶剑与巴蜀印章

古蜀国武风兴盛,盐井沟出土文物以兵器为主,几乎一半船棺中都有发现,如果排除女子之墓,恐怕当时男子都要配备兵器。兵器种类繁多,有剑、矛、戈、钺、刀、箭镞、弩机,又以柳叶剑最为独特,此剑不铸剑首,茎部有穿孔,夹装木条固定,再缠以麻绳,M32号墓柳叶剑剑柄上的麻绳尚清晰可见;M39号墓主,死后带了三把柳叶剑长眠。

柳叶剑剑身下部铸有手心纹、鸟纹、虎纹、蝉纹图案,剑身铸刻黑色或银色纹饰,形如虎斑,故得名“虎斑纹”。检测显示,“虎斑纹”成分为含锡的铜合金,推测采用了热镀锡工艺。经过这道工艺,柳叶剑更具韧性,极耐腐蚀,许多柳叶剑出土时依旧光亮如新、锋利无比,春秋战国时期越剑、楚剑均为天下名剑,谁能想到,古蜀人也是铸剑好手。

与中原式铜剑不同,柳叶剑短小灵活,形如柳叶,注重近身的刺杀,是短兵相接时绝佳武器。柳叶剑曾被认为是三峡一带的巴人所创,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江章华副所长提出,柳叶剑源于成都平原,商代晚期即已出现,直到秦汉时期才逐渐消失,有清晰的考古学序列,巴人使用柳叶剑的时间要晚得多。

蜀人并非只是些赳赳武夫,他们甚至可能拥有独立的文字体系。盐井沟许多船棺都出土了青铜印章,单M2号墓就有两枚,都如一元硬币大小,一枚左边是汉字的“王”字,右边是两颗心脏与火焰图案;另一枚左右各有汉字“十”“王”,中间夹着火焰与树形图案,下方是一把铜削。1998年,蒲江县还出土过一枚珍贵的鱼形印章,张开的鱼嘴、肥硕的鱼身、燕尾式的尾鳍上翘,印面有十字界格,将图语分成四部分:一条正在吐丝的蚕与一条鱼,汉字的“王”与火焰纹,一座山与三蒂纹,一只倒立的铎。

印章通常被认为是蜀人的族徽或官印,称为巴蜀印章,印章上的文字、纹饰叫巴蜀图语。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冯广宏先生数十年来研究巴蜀图语,他认为既然汉字“十”“王”与图语一同出现在印章上,说明蜀人有文字,只是较为原始,停留在象形阶段而已。《说文解字》的“氏”字,许慎解释说,蜀人用“氏”字形容山中石头已裂开但还没未坠落的状态,“氏”字既然被汉字借用,想来蜀地是有文字的。

算上这次,巴蜀印章上的图语已逾200个,或许,越来越多巴蜀图语的发现,会像甲骨文一样积少成多,建立起独立的文字体系,从而得到破译。开明王朝的更多秘密,就藏在这些小小的印章之中。

船棺之王,走进开明王朝的宗庙

四川各地虽有船棺出土,规模最大的,当属成都商业街船棺。2000年7月29日,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大院机关食堂工地,工人在地下挖出几段巨大的乌木,一些色泽亮丽的漆器隐约可见。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现场,意识到这是一处船棺合葬群,墓中有船棺9具,10米以上的4具,最长的一具18.8米,直径1.7米,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,不仅国内船棺无可比肩,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如此巨大的船棺。制造这些船棺的楠木,其树龄至少在500年以上。

如果说船棺是开明王朝族人之墓,商业街船棺墓主的身份显然更为尊贵。奇怪的是,棺中尸骨压在漆器、陶器下面,散成一堆。凌乱的尸骨透露了一些信息:他们很早以前便辞世了,原本已经下葬,后来才挪到成都。这个推测,令我想起晋代常璩在《华阳国志》中的一段记载:开明九世(一说开明五世)梦见城郭在移动,遂把都城迁到成都,也把宗庙迁了过来。

商业街船棺曾经被盗,青铜器几乎荡然无存,残留的漆器却依旧透露着皇家之气,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极为珍贵,只有王族才能享用。漆器有几案、床、梳子、瑟、虎头、编钟、基座等等,间绘瑰丽奇异的龙纹、鸟纹、卷云纹,色彩艳丽,纹饰斑斓,由此可以管窥开明王朝漆匠精湛的手艺。

墓坑周围的泥土基槽和木制基柱,围住了一块长38.5米、宽20.5米的面积,说明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建筑,或许就是开明九世迁到成都的宗庙。中国古代的宫殿,前为“朝”,是君王处理朝政、会见文武百官之地;后为“寝”,是君王生活、起居之所。君王死后,陵寝模仿生前的“朝”“寝”布局,称为“庙”“寝”,上方是宗庙,下方则是灵魂长眠之所,这便是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“庙寝奕奕,君子作之”。商业街船棺的格局与古文献中的庙寝制度非常相似,前有庙,后有寝,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处庙寝遗址,也将庙寝制度的时间提前到战国早期,有力地说明了开明王朝的宗教礼仪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度。

若干年后,秦国伐蜀。历经商鞅变法和血火考验的秦国虎狼之师一路所向披靡,末代开明王兵败被杀,蜀王子安阳王率领三万蜀人远迁交趾(今越南北部),建立瓯雒国,越南船棺显示出与四川的强烈联系,或许便与此次迁徙有关。

盐井沟M1号、M2号、M26号、M49号墓都出土了秦半两,这几枚薄薄的钱币背后,却满是国破的离愁与苦楚。秦人入蜀后,开明王朝王公贵族或不屈而死,或屈辱投诚,蒲江的开明族人或许无奈选择了后者。他们小心翼翼地与秦人的虎狼之师相处,慢慢熟悉了秦国的半两,死后却依旧用船棺安葬,恪守着祖先的传统与部落的信仰。

大约在秦代,成都城里的宗庙轰然倒塌,一些船棺甚至被盗墓贼锯断,拖出了墓地,成群结队的耗子在夜晚倾巢出动,在神案上分享着奉献给祖先的礼物。再后来,一个个生硬的郡县取代了昔日的故国,一批批陌生的移民带来了中原之风,蜀人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支离破碎,最终融入中原文化大潮之中。古老的船棺与王国的记忆被一同遗忘,直到二千多年后才被发现,那些载魂之舟,也再次从历史深处缓缓驶来。(文 刘玲 | 图 刘乾坤 向文军 小叶)

分享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