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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侃
发布日期:2018-09-21 16:59:58 来源:成都市政协
摘要:筑梦智识资本 融汇创意平台

于侃,男,汉族,四川成都人,市政协委员,现任成都明堂创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、CEO

于侃

从资深设计师到成都明堂创意工作区、纽客品牌创始人,于侃的职业生涯可谓专注,颇有“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”之意。左手理想,右手市场,在一次次的创意设计与市场博弈的交融过程里,他与团队一道,以明堂创意工作区为平台载体,协力将智识与资本对接,让艺术转化成产品,从而让成都文创产业的拓进之路再添亮色。

无心插柳,却让少城有“明堂”

世人常常不能厘清艺术家与创意人的身份,而于侃显然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,“我就是一个设计师,这是我最根本的身份。”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他,恰逢中国文艺领域的最好时代,彼时奔涌的文艺思潮让太多心怀艺术梦想者受益匪浅。于侃12岁即学画,并入专业学校学习设计,且于沿海潮时期在厦门工作了两年。1994年,回到成都的他,成立了自己的独立设计工作室,“从未离开过这个领域,对设计、对文创,对整个文化圈层,算是较为了解,优势是什么、痛点在哪里,我都清楚明白。”

明堂A区

二十多年的设计生涯,让于侃对该领域的商业环境及运作规律看得透彻,“对设计文创领域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,但从业者仍是小众群体,此时如果有一个共同平台,将大有助益。”在经历了2010年一次不甚成功的试探后,于侃坚定了一个想法,“文创项目孵化不易,还是要做载体,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’,做好载体品牌,好好打造一个文创从业者的集聚场所。”

愿心有了,载体的形态何为?当时国内正流行文创园,798模式的酷工厂爆改形式风靡大江南北,但于侃却认为,“这不是我的嗨点,我做了20年的室内设计,这种空间对外人可能有足够的刺激感,但对我而言并不特别。”身为资深背包族的于侃喜欢长时间的旅行,对所到城市的文化亦有自己的观感与体会。

他发现,但凡文化产业发达的城市,文化产业与城市社区都结合得很好,尤以纽约SOHO、伦敦西区、巴黎左岸等为典例,这便成为他和同伴确定载体形态的最重要缘由,“我们做明堂的初衷就是以工作室+社区的模式融入社区,更看重如何将文化艺术与社会环境相结合。”此时,他的少城情结适时浮现,“我是成都人,而成都人对少城的感情是非常深挚的,少城路网至今未变,哪怕这些年成都城市风貌巨变,少城仍坚守着以往的蓉城范儿。并且说来奇怪,少城特别接地气,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、艺术家都喜欢泡在这里。”

也是机缘巧合, 奎星楼街55号曾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原民盟成都社会大学大楼,“他们想引入文化类项目进行合作,而我们则看重少城是成都源城的独特魅力,于是一拍即合。”无心插柳之下,成都少城有了“明堂”,聚集了涵盖音乐、影像、设计、摄影、艺术、书籍等在内的数十个文创团队,成为成都新晋的优质创意集群。

务实就是做好“0到1”的事

明堂的红火让创意人之间的火花碰撞燃旺,更让于侃感到欣喜的是其得到了业内、政府、市场、和社区居民的支持,“5年时间,我们走完了第一步,软实力有了,硬空间指标也有了,全国性文创聚集平台已成。虽然明堂一期也存在载体格局不够等问题,稍显琐碎,但也‘搞’了不少大事情!”

明堂B区

接下来的计划与步伐,于侃视之为难易程度不定,“可能很简单,也可能走得较为艰难,变数始终存在。”因为从一开始,于侃的目标就不止是让老房子变身孵化创意的暖房,而是要夯实一片土壤,让文创的种子健康生长。“明堂并非简单空间的整合,而是持续聚合内容,专业圈层的聚合平台搭建起来后就要考虑市场性了,要往产业的更深层次拓进,比如设立产业基金,让好的项目往产品、出品转化,转换为产能。”

明堂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文创产业的生态,“以前都是我到处去找项目,而现在是项目不断来找到我。以前一年只能看二三十个项目,现在一年有两三百个项目,我们可以精心做些选择了。”然而难点依然存在,文创项目在没有成为成功的商业产品之前,资本将长期保持审慎姿态,不够信任也缺少耐心,对此,于侃的看法一针见血,“资本市场的专业性与要求回报的诉求,在现阶段与文产、文创领域不是很契合。做企业相对容易,做产业就难多了。”

尽管文创项目与资本的融合是难解的痛点,但好消息是资本较以往丰沛了许多,“我们所要操心的是,找到更适合文创产业特点的资本与更好的内容,好内容从不缺市场。明堂的第一阶段实现了好内容的积攒,现在需要更多资本把这些优质内容好好打磨、整合一番,呈现为好的‘产品’形态,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寻求合作与发展,比如北京、上海。”

在于侃看来,清晰定位与发挥优势是成都文创产业发展的关键,“我们可以做从0到1的事务,而从1到N,则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实现。”不止是北京、上海,就算是与深圳、杭州相较,成都也需客观看待彼此的优势与劣势,“比如杭州,其发展文创产品的路径就更多,成本也较低,深圳也是如此。成都的优势在于文创种子与生活方式两个层面。包容度与开放性让成都从无距离感,成都的生活方式更让其在新一线城市的‘抢人’大战中成为重要筹码。”

对于成都文创种子的流失,于侃亦有自己的解读,“成都文创种子的丰富程度全国公认,然而流失的程度也是惊人,从早期儿童文学领域的杨红樱、流行音乐领域的李宇春、当代艺术领域的周春芽,到影视领域的《琅琊榜》……都在成都萌芽,然而却在其他城市实现了文产价值,很是可惜。直接对标北京、上海不现实,应找准中间位置务实发展。”

成都文创产业的隐忧,还在于职业化人才的匮乏与文创产品变现的不易。前者于侃以音乐、影像领域为范例,“成都有多少合格的调音师?有多少优秀的灯光师?有多少成熟的舞美?曾经有优秀的制片人抱怨在成都做事很累,因为开个创作会,在北京能迅速聚拢中国最好的技术团队,各个专业环节都无需担心,而在成都,想达到国家标准都困难,更勿论国际标准。不止音乐、影像,文化产业的很多领域都呈金字塔状,塔尖发光发亮,但光环下面有着庞大的技术团队在支撑。说白了,成都的艺术创作人才太多,培养体系也成型了,但文创类的‘蓝翔技校’缺失。”

后者于侃认为是对文创过程的支持不够,“创作阶段的作品不易被量化,想要出品就相对艰难,而没有出品想象力与想象空间受限。成都的很多从业者还是乙方意识,只想着搞定一个甲方,而出品是要去搞定不熟悉的市场,难度确实大但收获显然更多。如果这一点不能有所改观,成都文创产业的竞争力将提升有限。”因此,“成都提出增强西部文创中心功能,建设享誉全球的文化创意之城,政府应该多多鼓励文化出品在发展文创产业的过程中持续发力,可以做的事情很多,政策扶植与相应的资金补贴都是有效举措,只有具备了持续的文化出品能力,这座城市才拥有真正的文化产业竞争力。”

为成都源城汇入更多国际化资源

作为一名政协的“新委员”,于侃坦诚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份荣誉与社会责任感,“我们在这片城区发展了四五年,政府和社区民众都很支持,不然也很难做到‘在地化’,我们希望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,也需要这一高效的沟通渠道,以更好地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
“社区有机更新”与“产业的艺术化生存”是于侃关注的重点所在。由于工作的原因,于侃经常接触到许多与成都文创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信息,明堂也常常迎来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专业交流,“这是我的优势之一,利用这种优势并结合成都的产业拓展情况,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论证,就可以提出更有价值的建议。”

NUART艺术节

虽然成为政协委员的时间尚不长,但他精心研判、提出的提案俱都切中要点,且具备执行性,“我近期的三个提案,一个关于文创领域的职业教育,一个注重小微文创项目的出品、孵化问题,还有一个则是关注成都文创领域与国际化资源的引入。”这份《关于申请举办“成都少城·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大会”的建议》的提案源于明堂曾成功举办的NU ART艺术节,从2014年到2016年,三届NU ART艺术节每年都吸引超过10万人来到明堂所在的街区,上海东方卫视还曾专程直播报道。

作为核心环节,文化创意正融入到城市的各个领域和行业,推动城市的发展、产业的转型升级、生活品质的提升,并一步步开启着城市生活的未来。在于侃看来,一座城市的文创产业除了要有良好的产业生态,也需要设立节点性展会,以增加其影响力及相关资源的可持续性,“让我们的展会在受到专业圈层认可的同时成为城市品牌,就如同成都糖酒会那样。”

至于选址少城,则是因为这里是成都的源城、成都的城市之根,区域内及周边聚集了四川省科技馆、锦城艺术宫、四川省美术馆、四川省图书馆、四川省博物馆、成都博物馆、峨影厂、成都画院、人民公园、宽窄巷子、青羊宫、杜甫草堂、等重要文化载体,“我们可以仿照东京创意周的形式,设立主会场与其他分会场,如主会场为人民公园,各分会场根据内容设置在各个专业载体,这样展会就非常鲜活,有机整合文创、文博、文旅等产业的同时,既展示了成都的市井文化底蕴,也使所涉区域的整体商业生态受益,并且也让国际化文创资源持续流入,有望成为与北京创意周、设计上海媲美的城市文创品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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